與歐洲和西亞所發生的不同，在中華帝國的歷史上，從未有過真正的宗教戰爭。

在此意義上，歷史學家們常常為我們描繪出一副各大宗教共存的和諧畫面。

這雖然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確的，但是卻忽視了若幹宗教及其變種常常被用於政治反叛的事實。

作為三大宗教之一的道教在最初即是二世紀末的內戰中，農民起義者們所發明的意識形態。

在這片東方的土地上，天國的秩序與人間的秩序也註定要發生不可避免的沖突。

三世紀誕生在巴比倫的摩尼教，因為曾影響了聖奧古斯丁而為西方的讀者所知曉。

但與之在東亞的影響相比，這一信仰在西方世界的流傳不免相形見絀。

在七世紀末傳入中國後，摩尼教很快就成為了起義者手中的工具。

由於信仰光明與黑暗兩大勢力的鬥爭，摩尼教徒往往將現實的政治秩序視為黑暗力量的代表，而奮起反抗。

而“光明之王”即將出世的彌賽亞主義，也給了摩尼教徒前赴後繼的動力。

但是如果把中國的摩尼教徒視為單純的宗教狂熱，恐怕過分高估了中國人的宗教熱情。

事實上，許多摩尼教徒無法區分自己的宗教和祆教或佛教間有何本質區別，宗教教義不過給世俗的政治訴求披上了一層信仰的外衣。

在蒙元征服之前，摩尼教是中國歷代王朝所嚴令禁止的對象，但只有局部的影響。

在漢語中，摩尼教的稱呼近似“魔教（the Cult of Devil）”在中國人心目中造成了恐怖和邪惡的印象。

摩尼教試圖改稱“明教（字面的意思是：光明的宗教）”以改變自身的形象，但是並沒有明顯的效果。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明教是世界摩尼教運動的一部分，必須接受波斯的總教會的命令，在後者的指導下發動革命以迎接“光明之王”的到來。

1120年，在教主方臘（譯者按：原文稱Fang Xi，疑誤）的率領下，明教徒曾經在浙江地區發動過一次影響較大的暴動，被稱為方臘起義。

郭靖的祖先、武術家郭盛參加了鎮壓起義的政府軍隊，在戰鬥中被明教徒所殺死。

《九陰真經》的作者、武術大師黃裳也參與了對明教的鎮壓，並在格鬥中單槍匹馬地重創了明教的領導層，方臘在與黃裳的格鬥中身負重傷，在逃跑過程中被少林派弟子魯智深所擒獲。

不久，這位教主被送到首都處死。

這一點顯示出，12世紀初期的明教也只是中國南方的一個小教派，和蒙元時期全國範圍內的影響力不可同日而語，後者已經經歷了徹底的新生。

整個南宋時期，明教的信奉者們在東南地區發動過若幹次暴動，但均因未得到國內各階層的同情而很快失敗。

原因很明顯：在抵抗外族入侵成為舉國共識的時代，明教的原教旨主義者仍然堅持對漢族政權的不妥協方針，不能不說是一種不合時宜的錯誤。

這一路線和波斯總教對世界形勢的教條看法有關。

在阿拉伯人和十字軍在中東陷入反覆鏖戰，金國和南宋都奄奄一息，而蒙古人趁機興起的時代，波斯總教的領導人認為古老的舊世界已經徹底腐朽，發動世界範圍的革命，迎接明王到來的時機已然成熟。

在波斯總教的強制命令下，一代代的中華明教教主開始了形如飛蛾撲火的暴動，最後除了憎恨和蔑視外一無所獲。

播種的是龍種，收獲的是跳蚤。

蒙元帝國的征服給了這個奄奄一息的小宗教以意外的生機。

由於信奉宗教自由政策，在元朝初期，對明教的禁令被解除了，這一宗教被允許自由傳播。

元朝統治者不會想到，這個不起眼的教派將成為自己的掘墓人。

反抗異族統治的中國人很快就從這一藐視世俗統治的教派中發現了反抗的思想武器和從事地下活動的宗教掩飾，很快便大批投身其中，明教徒開始以幾何級數增長。

在南宋平定後，忽必烈開始開展對日本、越南和緬甸的大規模軍事行動，賦稅和勞役的大幅增加令民眾的負擔加重，而多數負擔都落到剛剛征服的南宋地區，江南的局勢更為岌岌可危。

1280年，在南宋淪陷後四年，明教教主杜可用在江西發動了一次浩大的起義，杜可用號稱“天差變現火輪明王皇帝”由於帝國軍隊迅速果斷的圍剿，這次起義遭到了慘敗。

此後，一系列小規模暴動持續威脅著中國南部的帝國統治。

明教徒積極參與了1283年的黃華起義，這次起義是以恢覆宋朝的統治為號召的，但並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越來越少的人相信趙氏王朝還有覆興的可能。

1287冬天開始的鐘明亮起義是這一時期最為聲勢浩大的反抗運動，明教教主鐘明亮招集了十萬人的軍隊，在廣東、江西和福建的交界處建立了根據地，以汀州為中心，在周邊方圓數百裏的地區展開了活躍的游擊作戰。

這一起義的時間顯然是經過精心選擇的：此時的帝國政府正在全力撲滅滿洲和東突厥斯坦番王的聯合叛亂。

當鐘明亮開始他的軍事冒險後，廣東董賢舉、江西石元、謝主簿、劉六十、盧大老、福建泉州陳七師、興化朱三十五等明教骨幹分子也紛紛發動暴動，相互呼應。

在長達三年的時間裏，蒙元帝國軍隊對這個狂妄的挑戰者進行了四次圍剿，但都以失敗告終。

忽必烈對明教的力量過於輕視，也不能理解他的臣民恭順外表下的民族仇恨。

他企圖利用收編的南宋軍隊去對付明教徒，在消耗戰中達到一石二鳥的效果。

結果卻適得其反，漢人的地方軍閥都不願意為中央政權賣命，而鐘明亮則利用游擊戰左右逢源。

一位將軍的官方報告中稱：“（明軍）出沒叵測，東擊則西走，西擊則東至，圍攻則兵力不敷，豈可以尋常草寇視之栽。”帝國在中國南部的統治已呈土崩瓦解之勢。

在這一關鍵時刻，鐘明亮於1290年的離奇暴斃成為歷史上的一大懸案。

據明教官方檔案記載，鐘明亮是在練習波斯瑜伽“天地轉換法”的時候，因練習方法錯誤導致內分泌紊亂而引發猝死；但也有學者懷疑，鐘明亮之死是明教內部大清洗的結果：在鐘明亮死前不久，曾在波斯總教學習系統神學的二十八個特派使者，以“真正的明尊弟子”自居，取代了鐘明亮的權力，並將其架空後排擠出權力中樞。

因為精神壓抑和神情恍惚，鐘明亮才在練習瑜伽時出了問題。

在鐘明亮死後，忠於他的許多骨幹分子被肅清。

以王鳴為首的二十八個“真正的明尊弟子”掌握了實權。

鐘明亮的死成全了他的名聲。

不久，因為黑龍江地區哈丹叛亂的平定，騰出手來的元軍發動了第五次圍剿，以堡壘戰術將匪區層層圍住，並緩慢推進。

歷經將近一年的圍剿，1291年，似乎大局已經註定，明教勢力被團團圍住。

忽必烈調兵遣將，要在自己死前將這個心腹之患一勞永逸地清除。

然而，中國武術再一次展現了它的威力。

明教的三萬精銳軍隊浴血奮戰，終於成功實現了從三十萬大軍中的突圍，並展開了一次驚心動魄的大逃亡。

這次史詩般的逃亡歷時一年多，行程為兩萬五千華裏（約合6000英裏）渡過了幾十條湍急的大江，翻越了寒冷嚴酷的大雪山，經過荒涼的草原和沼澤地區。

行動的規模、路程的遙遠、環境的艱苦和意志的堅強在人類歷史上沒有先例。

元朝的軍隊一再追擊攔截，然而在內部的派系鬥爭的制約下，始終不能達成協調一致的軍事合圍，因而總能讓明軍及時逃脫。

一年後，長途跋涉的明軍——此時已經只剩下三千多人——到達中國西北部的昆侖山地區，將攜帶的“聖火”點燃在海拔6880米的布格達板峰上，並將其命名為“光明頂（the Summ it of Light）”教主石元有一首著名的詩歌描述這次偉大的戰略轉移：“明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閑。五嶺逶迤騰細浪，烏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雲崖暖，大渡橋橫鐵索寒。更喜昆侖千裏雪，熊熊聖火盡開顏。”

從此以後，光明頂熊熊燃燒的聖火成為每一個明教徒心中信仰的最高支撐。

聖火不會熄滅，明教不可戰勝的神話迅速傳播開去。

在這次遠征中受到磨練的一批青年戰士，如陽頂天、殷天正等人，將成為明教在下一個世紀中興的領導人物。

但是這次遠征也產生了一系列影響深遠的後果，我將在下幾章中逐一分析。

目前要指出的只是其中一項：在艱難的跋涉中，明教發生了分裂，聖物“聖火令”遺失了。

“聖火令”是六塊合金制成的金屬牌，上面有一些古波斯武術的銘文，起源已不可考。

它們在明教中的地位相當於基督教中的“聖杯”而遠比聖杯更為現實。

其對於教主合法性地位的意義可以說類似於中國的“傳國玉璽”或者日本的“三神器”從理論上來說，誰掌握它就會被宣稱了“正統”明教在逃亡的過程中，在遵義府召開了會議，王鳴由於領導作戰不力被迫下臺，原光明左使者石元成為第三十一代教主。

王鳴對新權力中樞充滿了怨恨，拖延著不肯交出聖火令。

不久，在四川境內，一場蓄謀已久的分裂運動開始了。

王鳴及二十八個“真正的明尊弟子”脫離了大部隊，建立了西路軍，並以聖火令為號召，宣稱自己才是明教教主。

然而在王鳴能夠挑戰石元的教主地位之前，這一支分裂的隊伍已經被趁機偷襲的蒙古騎兵所擊敗，被迫退向西康和青海地區。

王鳴丟失了軍事底牌之後，短暫的分裂運動走向了徹底破產，聖火令也無助於改變他的劣勢。

不久，西路軍大部和明軍主力會師，王鳴及其親信逃回波斯，聖火令回到了波斯總教的手中。

後來歷屆中國教主都曾派人去波斯總教交涉，希望能夠迎回聖火令。

但是總教方面仍然以“歷史問題未曾查清”為借口不肯交還聖火令，作為對中國明教的要挾。

聖火令的失落給明教教主的合法性和繼承問題帶來了嚴重的困難。

的確，一個強勢教主——如陽頂天——的權力並不會因聖火令的失落而受到影響，但當他死後，由於缺乏聖火令的絕對權威，在繼承問題上就可能會產生嚴重的分歧而引起紛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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